香港固有的致命隱患（五）

英國人當家的時候還好，一衆擅長於“yes, sir”（sir什麽sir。在香港，便是剛上任的警察蛋子，也架子十足地要求民衆恭稱他小子一聲"sir"，好讓他也有份飄飄然個三幾秒鐘）的幹員能吏們，還算是賣力得有聲有色，全拜自由和間接民主之賜。但在本质上，信不信由你，香港的官僚制度與生俱來地帶有濃烈的獨裁政制色彩，因爲幹員能吏們只向主子負責（也就是向主子惠賜他們的高官厚祿、既得利益負責），但完全不必向人民負責。這種制度不怎要求官僚們動腦筋，但他們必須凡事懂得說“yes, sir”。這種香港政治賴以爲本的類西方文化政制，或者僞西方文化政制，其實正是香港的致命隱患，鐵定了香港不能產生別說是偉大的，甚至只是勉強像樣的政治領袖。所謂精英，說白了，只不過是主子之下一羣賣力的嘍囉。英治時期，英國主子受民主制度以及這種制度下形成的社會道德的直接制轄，嘍囉們因此也受到間接制轄。類西方文化政制的病態表現，並不顯得尖銳。

官民彼此相安無事到了香港的劫數1997年，英國人走了，殖民者提供的間接民主因此斷供了，類西方文化政制被抽掉了賴以存在的根本，同時，與民主共存的自由，也開始塌陷。於是香港就像一架被扯掉了油管的內燃機引擎，靠着內在殘存的燃油，跌跌撞撞地還是運轉了好一會兒。終於，賴以維持的最後一滴油料耗盡，問題來了。對香港人，尤其是普羅大衆來說，這是天大的問題。

沒有政治家，只會“yes, sir”，今天的sir，卻是一位極其難以伺候、以暴力與權謀起家、以暴力與權謀維持生計的新主子。在yes, sir們對主子一疊聲的卑躬屈膝後，衆大員轉過身來一副凜然官威，先是呲牙咧嘴地呵斥一百萬民衆，笑罵由他笑罵，好官我自爲之。待到三天後二百萬民衆的洪流出現，一衆幹員能吏登時嚇得呆若木雞，凡數月之久靈臺無計，僞西方文化政制的主流加上中華三千年道統所作育出來政治白癡的本質，此刻在全世界的聚光之下顯露無遺。結果是耽誤良機，禍延香港，導致今天的一發不可收拾，全憑放任權力這救命稻草，無視社會公義，任由三萬鷹犬狗腿子們四出橫行，大事暴力鎮壓之能事。從六月起，歷經數不清的濫暴，直到昨日西灣河三聲槍響，到今天中大校園彈雨橫飛，無一不是政制上下只懂得“yes, sir”的活划寫照。

爲什麼這樣的事情可以出現在香港？爲什麼受英國紳士風度浸淫百五十年的香港轉瞬間變成血淚橫流？紳士風度掩蓋着的，是在世作王的罪。罪要作王之時，紳士風度一戳就破，罪也就立刻一絲不掛地登上了香港的舞臺興風作浪。從社會學的角度去看，沒有民主，只有自由，是香港一直以來就固有的致命隱患。沒有民主的要害是，權力沒有了制衡的機制（而這是伊甸園中神的智慧）。剩下的，只有看在厚祿份上不分青紅皁白地踐踏公義的“yes, sir”。這種模式，工程學上叫作“正反饋系統”（positive feedback system）。放縱權力的正反饋讓系統（社會）震盪不斷加劇、進入瘋狂、終於不可控制。香港的今天，對全世界、全人類，都是一份血染的案例和教材。絕對權力絕對腐敗。

嗚呼，腐敗的香港，流血的香港！